猜想與反駁:科學知識的增長 內容簡介

Ⅱ
我也許可以借前面提到的那些理論作為說明的例子。愛因斯坦的引力理論顯然滿足可證偽性的標準。即使我們當時的測量儀器不容許我們十分有把握地對檢驗的結果下斷語，但是駁倒這種理論的可能性顯然是存在的。
占星術經受不住這種檢驗。占星術士對他們所相信的確實證據極端重視和極端迷信，以致他們對任何不利的證據都完全無動于衷。還有，他們把自己的解釋和預言都講得相當含糊，以致任何有可能駁倒他們理論的事情(假如理論和預言說得更明確一點的話)，他們都能解釋得通。為了逃避證偽，他們破壞了自己理論的可檢驗性。把預言講得非常含糊，使預言簡直不會失敗，這是典型的占卜者伎倆；使預言變得無從反駁。
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學說，盡管它的一些創建者和追隨者作了認真的努力，*后也采取這種占卜者的做法。在這種學說的一些早期表述里(例如馬克思關于“未來社會革命”的性質的分析)，他們的預言是可以檢驗的，而且事實上已經被證偽了。然而馬克思的追隨者不但不接受這些證偽事例，反而重新解釋這個學說和證據以便使之相符。這樣他們營救這個學說不至受到反駁；但是這樣做的代價是采納一種使這個理論無從反駁的伎倆。這一來他們就給予這個理論一種“約定主義曲解”；而且通過這一伎倆，他們就破壞了這個理論所大事宣揚的科學地位。
那兩種精神分析理論則屬于不同的類型。它們干脆是不可檢驗的，無法反駁的。沒有任何想象得出的人類行為能夠推翻它們。這并不是說弗洛伊德和阿德勒沒有把某些事情看對頭：我個人并不懷疑他們有不少的話相當重要，而且有一天會在一門可加以檢驗的心理學里發揮作用。但是，那些為精神分析家天真地認為證實他們理論的“臨床觀察”，的確并不比占星術士在他們的行當中找到的經常證明好到哪里去。至于弗洛伊德的自我、超我和伊德[Id]的宏偉詩篇，那就像荷馬38[Homer]從奧林匹斯山收集來的那些故事一樣，全都夠不上科學的資格。這些理論描述了某些事實，然而是以神話的形式描述的。它們含有十分有趣的心理學啟示，但是不具有可檢驗的形式。
同時我認識到，這種神話可加以發展，使之成為可以檢驗的；從歷史上說，一切(或者幾乎一切)科學理論都起源于神話[myths]，一個神話可能包含對科學理論的重要預言。例子有恩培多克勒[Empedocles]的試錯進化[evolut：ion]理論，或者巴門尼德的從未發生過什么的不變的塊狀一宇宙[block-universe]的神話；如果我們再給它加上一個維度，便成了愛因斯坦的塊狀，宇宙(這宇宙中也從未發生過什么，因為根據四維說，一切都是從一開始就決定了的和安排好的)。因此我感到，發現一個理論是非科學的或者“形而上學的”(我們可能這樣說)，并不會因此而發現它是不重要的、無關緊要的、“無意義的”或“荒謬的”。但是，不能認為它得到了科學意義上的經驗證據的支持，盡管從某種發生的意義上說，它很可能是“觀察的結果”。
(這種前科學或偽科學性質的理論還有許許多多，其中有一些，不幸也像馬克思的歷史解釋一樣地頗有影響[innHence]；例如，種族主義的歷史解釋是又一種可解釋一切的很有影響的理論，像天啟般地感應著缺乏頭腦的人們。)
因此，我提出可證偽性標準所要解決的問題，既不是有沒有意義的39問題，也不是關于真理或可接受性的問題。它是在經驗科學的陳述或陳述系統與一切其他陳述(不論是宗教性的、形而上學性的或干脆是偽科學的)之間劃一條線的問題(就盡量能做到而言)。多年后——那當是1928年或者1929年——我稱我這**個問題為“分界問題”[problemofdemarcation]?？勺C偽性的標準就是解決這個分界問題的一種辦法，因為它說那些陳述或者陳述系統要夠得上科學，就必須能同可能的觀察或想象得到的觀察發生矛盾才行。
III
當然，今天我知道這種分界標準——即可檢驗性、或可證偽性、或可反駁性——遠非顯而易見；因為直到現在，它的意義還很少為人體會到。在1920年，我覺得這簡直微不足道，雖然它替我解決了一個使我深感煩惱的理智問題，而且是一個具有明顯的實際后果的問題(例如政治上的一些問題)。但是，我還沒有領會到它的全部涵義和它在哲學上的重要性。當我向一個數學系的同學(現在是英國的著名數學家)解釋這個問題時，他建議我把它發表。那時我覺得這簡直荒唐；因為我深信我這個問題既然在我看來是這樣重要，一定曾經打動過許多科學家和哲學家，而他們肯定已經找到我這種明顯的解決辦法。后來通過維特根斯坦的著作和人們對他的著作的捧場，我才獲悉事情并不是如此；因此我就在13年后以批判維特根斯坦的意義標準[criteriotzofmeaningfulness]的形式發表了我的研究結果。
如你們都知道的，維特根斯坦[wittgenstein]企圖在他的《邏輯哲學論》[Tractatus]里面表明(例如，見命題6．53、6．54和5)一切所謂哲學或形而上學的命題實際上都是非命題或假命題；它們是沒有意義的。一切真正的(或有意義的)命題都是描述“原子事實”[atomicfacts]——即在原則上可以用觀察肯定的事實——的基本命題或原子命題的真值函
項。換言之，有意義的命題完全可以簡化為基本命題或者原子命題，這些命題都是描述可能事態的簡單陳述，而且在原則上能通過觀察加以肯定或者否定。如果我們稱一個陳述為“觀察陳述”，不但因為它陳述了一項實際的觀察，而且還因為它陳述任何可以觀察到的事情，我們就得說(按照《邏輯哲學論》5和4．52)任何真正的命題都必須是觀察命題的一個真值函項[truth—function]，從而也可以從觀察命題引伸出來。一切40其他表面的命題將是無意義的假命題，事實上只是胡說八道。
這種思想被維特根斯坦用來作為與哲學相對立的科學的特點。我們讀到(如命題4．11里，他把自然科學看作是和哲學對立的)：“全部的真命題就是整個的自然科學(或全部自然科學)?！边@就是說，凡屬于科學的命題都是那些可從真觀察陳述引伸出來的命題；它們是那些可用
真觀察陳述予以肯定的命題。如果我們能知道所有的真觀察陳述，我們也將知道所有可用自然科學肯定的東西。
這等于關于分界的一個粗糙的可證實性標準。為了使它不至于太粗糙，可以改寫為：“可能納入科學領域的陳述是那些有可能用觀察陳述證實的陳述；而這些陳述又是同所有的真實陳述或有意義陳述吻合的?！彼?，根據這個辦法，可證實性、有意義和科學性全部互相吻合。
我個人對所謂意義[meaning]問題從來不感興趣；相反，我覺得它是個詞語問題，是典型的假問題。我感興趣的只是分界問題即為理論的科學性尋找一個標準。恰恰是這種興趣使我一眼就看出維特根斯坦關于意義的可證實性標準同時也企圖用來發揮一種分界標準的作用；這就使我看出照他這樣說法，這個標準是完全不適當的，即使我們撇開對于意義這個含糊概念的一切疑慮不談。因為維特根斯坦的分界標準，在這里用我自己的用語來說，就是可證實性或者根據觀察陳述的可演繹性。但是，這個標準太窄了(又太寬了)：它幾乎把所有事實上典型地屬于科學的東西都排除掉(然而實際上并沒有排除掉占星術)。任何科學陳述都從來不能從觀察陳述中演繹出來，也不能描述為觀察陳述的真值函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