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石如經典印作技法解析 節選

鄧石如因家境貧寒，早年輟學，壯年開始浪跡天涯，直至逝世前一年還作泰山之游。因此，有關他學書習篆的經歷，史書記載很少。鄧石如自述學篆時說“佘初以少溫為歸，久而審其利病，于是以國山石刻、天發神讖文、三公山碑作其氣，開母石闕致其樸，之罘二十八字端其神，石鼓文以暢其致，彝器款識以盡其變，漢人碑額以博其體。舉秦漢之際零碑斷碣，靡不悉究。閉戶數年，不敢是也。暇輒求規之所以圜，與方之所以為矩者以摹之。” (據吳育《完白山人篆書雙鉤記》中華書局影印本)可見，他的篆書是從唐李陽冰人手的。現藏于上海博物館的《謙卦篆書軸》和藏于故宮博物院的《周易說卦傳篆書軸》可以佐證，這兩件作品同作于四十六歲，明顯帶有李陽冰的痕跡。 秦以后，篆書很少有人會寫，一直不振，直到唐代出了李陽冰，才稍有起色。唐以后，識篆書的人很少。元明兩代，一些人寫篆書以新奇相矜。為挽救此風氣，趙孟頫、吾丘衍等就主張“以《說文》為根本”，“以求合乎古者”，正雅去邪之意明顯，這自然就影響到篆書的書寫審美取向。康乾年間，書壇有兩位寫篆書大家，一位是王澍(1668—1743)，一位是錢坫(1741 或1744—1806)，也是寫“二李”篆書，只是他們喜歡將毛筆剪齊作書，雖得“二李”之凝練，卻失之干枯，筆力軟弱，缺乏生氣。江聲學《石鼓》、《國山》，為一代高手，不過書風也很接近。比鄧石如略后的孫星衍、洪亮吉寫篆書也是走王、錢一路，可見當時寫篆書的風氣。漢魏以后，篆書所以不絕，實為陽冰一人之力。這一路的篆書，元代的趙孟頫、吾丘衍、泰不華，明代的李東陽等，都是以《說文》為本。《說文》的篆書是五代徐鉉寫的，徐也是學李陽冰的。王、錢、孫、洪諸家都是大學問家，也都研究金石學，寫篆書大多謹守斯翁家法，并以此為正統。尤其錢坫刻有一印“斯冰而后，直至小生”，可見其自命不凡。鄧石如為布衣，沒有任何枷鎖，因而能“ 審其利病”，自吐胸臆，從中擺脫出來。趙之謙稱贊鄧石如是“天四人六” ，也就是欽佩鄧石如的這種創造精神。但成就大書家只有才華是不夠的，還得有廣博的學問，宏偉的抱負，堅毅的品質才行。鄧石如一生游歷，“所見博，所臨多，熟古今之體變，通源流之分合。盡得于目，盡存于心，盡應于手，如蜂采花，醞釀久之，變化縱橫，自能成效”。(見康有為《廣藝舟雙楫》)鄧石如三十八歲時客居南京梅家，梅家藏有《石鼓文》、《嶧山碑》、《秦石刻》、《城隍廟碑》、《三墳記》等珍品拓本，他得以遍觀臨摹，據傳各種都臨了近百本，還手寫《說文解字》二十本，半年而畢，可見其用功之勤，毅力之堅了。 鄧石如篆書在李陽冰的基礎上，上溯秦李斯，并參人《石鼓文》筆意，慣用長鋒羊毫，不加剪截，鋪毫作書，濃墨酣暢，神完氣足，開創一代新風。當時有人指責他“破壞古法”，因為小篆自秦以后，基本是以《說文》篆書為歸，元明幾位大家都寫得非常光潔，兩頭圓平，而鄧石如的寫法是飽墨鋪毫，以隸為筆，方圓自任，為后來人開方便之門。正如趙之謙所說的那樣：鄧石如篆書“筆筆從隸出，其自謂不及少溫當在此，然此正自越過少溫” (見《題司馬溫公家儀殘冊》)。康有為在《廣藝舟雙楫》中也是這樣認為： “完白山人未出，天下以秦分為不可作之書，自非好古之士，鮮能為之。完白既出之后，三尺豎僮，皆能為篆。”鄧之后的何紹基、吳讓之、楊沂孫、徐三庚、吳大□、趙之謙、吳昌碩以及現代諸大家無不用此法，可見其影響之深遠。筆者以為，鄧石如的功勞是破解了篆書的神秘色彩，賦予如同楷書、行草書一樣的書寫方便，吸引了眾多的文人握管習篆，且為社會各界人士所愛好。所以，鄧石如開篆書新風之外，兼有普及之功。 P10-P11